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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挥社会底线作用,慈善立法以制度正式助善行

时间:2019-08-31 14:10来源:学信档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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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昨天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,《慈善法》草案提请大会审议。草案对互联网公开募捐作出最新规定,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,应当在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,也可以同时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。这意味着,最新版草案放宽了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的限制。

我国慈善事业的第一部基础性和综合性的法律终于要出台了。3月9日下午,共计12章112条的慈善法草案,提交给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进行审议,并将在16日的全国人大闭幕会议上进行表决。自民政部提出《慈善事业促进法》立法建议至今,我国慈善立法可谓名副其实的“十年磨一剑”。作为今年全国两会立法方面的一大热点,这部着眼于慈善制度建设的基础性、综合性法律,无疑将有助于厘清慈善领域的国家、社会与公民的关系,从制度层面规范慈善行为,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力,助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。

《慈善法》草案之所以获得全国人大会议审议的资格,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示范价值。《慈善法》是社会领域的一部重要法律,该法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,倡导社会力量开展社会救济和社会互助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。《慈善法》因社会教化方面的示范作用,而具备了提请人大大会审议的法定资格。

“立法的最终目的,就是要形成人心向善的社会氛围,造就人人能够行善的制度环境。”参与草案起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郑功成表示。综观草案,很多地方都体现出人性化的特点,有助于推动慈善事业。慈善组织可以采取基金会、社会团体、社会服务机构等组织形式,不再强制必须有业务主管部门,这无疑将降低慈善组织的登记和认定门槛;另外,草案还明确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财产用于慈善活动时,依然享受税收减免优惠,这些无疑会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加入到慈善事业中来。

《慈善法》自提出建立至提请审议,已有十年时间。这个磨砺过程,会让《慈善法》不断对社会显示出积极的示范作用,而最终通过的法律文本,也将更好地发挥出“善心不可欺”的社会底线作用。

慈善公益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手段,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。虽然善行发自个人内心、依靠的是道德自觉,然而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,善行的施展不能仅靠自我监督,让善行有法可依,不仅不会对个人和组织形成制约,反而会让善行真正落到实处,激发全社会更多的善行,这或许就是慈善法对于慈善事业的里程碑意义。

值得欣慰的是,以推动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为己任的《慈善法》,在制订过程中倾听民间声音、吸纳专业建议,在最新的草案里调整了互联网公开募捐的有关规定,表达了对各类慈善组织的一视同仁态度。《慈善法》在立法过程中表现出的从善如流,有利于化解争议,也有利于使其成为一部推动社会自治、构建多元成熟社会的善法。一部争议最小、共识最大的《慈善法》,无疑将会更好地保障捐赠者和求助者的权益,也将提升人们对于慈善机构乃至慈善事业的信心。

“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进入新世纪以来,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,中国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有目共睹。仅就捐赠数额而言,民政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,从2006年到2014年,中国全社会的慈善捐赠总额就增加了9倍,达到了惊人的1000亿元;慈善项目突破百万个。民间公益、网络公益等新的慈善形式大量涌现,无论是捐赠主体还是捐赠形式都日益多元化、多样化。与此同时,远到前几年的“郭美美事件”“嫣然基金会风波”,近到前不久的“知乎网友童瑶诈捐门”,法律真空导致的慈善乱象,不仅打击了公民个体的慈善信念和积极性,也损害了整个慈善行业的公信力,使得从行业到民间对慈善事业的立法呼声日益高涨。

本报评论员 樊大彧

[南方日报]慈善立法以制度规范助善行

此次提请全国人大大会审议前,《慈善法》草案曾于去年10月底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。当时,《慈善法》草案最引人关注的焦点,就是逐步放开公募权。目前除少数试点地区外,全国只有少数慈善组织具备公开募捐的资格。但同时,去年公布的草案也有一个颇具争议的“吐槽点”,原草案规定,只有在省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的慈善组织,才享有“可以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”的权利,其他注册层级较低的慈善组织,只能在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平台发布募捐信息。慈善组织注册的层级,与其信用和运营情况并没有必然联系,因此这种将慈善机构人为划出三六九等的做法,令舆论产生争议。

从媒体报道的草案内容看,除了从自愿、无偿、捐赠人不能收回以及非营利性等方面对慈善本身进行了界定之外,其最大特点是以法律义务的形式对慈善组织提出了信息公开的要求。回顾过往一些慈善组织信任危机事件,缺乏制度性的信息公开,是困扰这些组织乃至整个行业的大问题。由于缺乏透明度,捐赠人不知善款流向,像“郭美美事件”那样稍有蛛丝马迹,就会掀起舆论风波,最终出现不信任机构只信部分公众人物的尴尬状况。而这次的草案,不仅规定慈善组织依法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、鼓励和支持第三方机构对慈善组织进行评估,不仅从制度上强化了对慈善组织的监管,更有利于恢复、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力。

《慈善法》自提出建立至提请审议,已有十年时间。这个磨砺过程,会让《慈善法》不断对社会显示出积极的示范作用,而最终通过的法律文本,也将更好地发挥出“善心不可欺”的社会底线作用。

今日社评

近年来,我国公益慈善事业蓬勃发展,民间公益组织大量涌现。公益慈善方兴未艾,但“郭美美事件”、各类网络骗捐事件以及一些基金会因透明度不足引发的争议,都让公益慈善公信力遭到极大打击。不断出现的争议,凸显了我国慈善制度法规环境的滞后,出台《慈善法》也就成为迫切需求。作为我国慈善事业第一部基础性和综合性法律,《慈善法》对慈善机构的设立、运行、投资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规范。

《慈善法》草案从善如流做出调整,这种态度对我国社会治理可以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,其实,《慈善法》立法过程中表现的示范价值,远不止于此。《慈善法》的出台,对中国慈善事业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,但还是有舆论对该法是否“有资格”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,提出了质疑。有人认为,由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的法律往往是具重大意义的基础性法律,如《立法法》、《物权法》等,相比之下《慈善法》的地位略逊一筹。

慈善立法从善如流的示范意义

另外,《慈善法》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还有特殊意义。我国国家立法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同行使,但现实是,由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比例非常低,往往是几年才审议通过一部法律。加上去年审议《立法法》,此次人大会议已是连续两年审议法律,体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立法权的重视和强调。这种宣示对地方人大无疑会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,可以引导其更积极地行使地方立法权,凝聚各界共识,完善社会治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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